本文摘要：新史学荐书166 |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成长（1926-1937）修订版》 《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成长（1926-1937）修订版》（孙宏云著，浙江古籍出书社，2020） 关于本书 本书是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史学著作，着重摸索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主要学术单元——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早期汗青。

新史学荐书166 |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成长（1926-1937）修订版》 《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成长（1926-1937）修订版》（孙宏云著，浙江古籍出书社，2020） 关于本书 本书是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史学著作，着重摸索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主要学术单元——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早期汗青。该书从详细的学术史事中展现中国现代政治学展开历程的渊源脉络，以档案文献、报刊、时人论著、日记、回忆录等多重资料举行考据排比，不以外在观点和厥后偏见取舍质料，梳理史实务求明其始末源流。本书在学界普遍追慕与西方政治学最新理论的同时，为回首中国本土学术成长汗青、理解近代学术思想看法和动作中的汗青沉积，提供了详实的参考和清晰的视角。

关于作者 孙宏云，中山大学汗青学系传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范畴为中国近现代政治与法令学科史、近现代政治人物与政治思想史、近代中日关系史，著作有《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成长（1926—1937）》《孙中山史事编年》（合著）《今世中国专利制度的创建》等，别的还在《汗青研究》《孙文研究》等各种刊物上颁发了《清末预备立宪中的外方因素：有贺长雄一脉》、「孫文『五権憲法』思想の変遷」等学术论文60余篇。目次 绪论 第一章 留美学生与现代美国政治学 ——以庚款留美学生为中心 第一节 选科与择校 第二节 哥伦比亚、哈佛、威斯康辛与现代美国政治学 第三节 留学期间的学术履历 :小我私家研究与集体勾当 第二章 学院政治学的成长与清华政治学系的创立 第一节 政治学在中国现代学院中的鼓起与成长 第二节 清华政治学系的创立 第三节 开办初期的清华政治学系 第三章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政治学系的成长 第一节 吴之椿主持系务时期政治学系的改良与扩展 第二节 浦薛凤与政治学系的学术独立及本土化积极 第三节 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 第四章 学术研究的范畴、方法与成绩 第一节 研究范畴 (一):政治思想史 第二节 研究范畴 (二):政制与行政 第三节 研究范畴 (三):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第五章 与域外学术界的相同与交流 第一节 借材异域 :外洋政治学者讲学于清华 第二节 他山攻错 :休假研究与留学 第六章 清华政治学系与政治学术集体 第一节 政治学研究会与清华政治学会 第二节 清华政治学者与中华政治学会 第三节 清华政治学者与中国政治学会 第七章 “是亦为政 ”:清华政治学者的政论 ——以关于民主与独裁及政制革新的接头为例 第一节 清华政治学者与《独立评论》 第二节 民主与独裁的接头及相关学理 第三节 政制革新的主张及其理论配景 第八章 现代政治学谱系中的清华政治学 第一节 从国度学到实证主义政治学 第二节 “范例 ”创建 :浦薛凤 “政治五因素 ”论及其他 第三节 面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鼓起 结语 附录 清华留美习政治学学生名录 (1909—1929) 参考文献 索引 再版跋文 研究念头问题地点与研究意义 1952年，全国高档学校院系调解，打消了政治学系和专业，政治学的讲授和研究人员纷纷转业。今后，讲授无人，科学院中没有相应的机构，《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竟没有“政治学”一词。

政治学在新中国因此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1960年月初，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曾组建政治学系，但主要教学马列主义根基理论。

不久，该三校的政治学系又改称国际政治系，其主要研究偏向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较少涉及政治学辽阔范畴的其他方面内容。[ 刘瀚、洋龙：《50年来的中国政治学》，《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下），高档教育出书社1989年版，第504页。]直到1980年月，政治学才作为独立的学科而得以恢复。

1952年政治学科之被取消，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其时中国高档教育体制革新以苏联高校体制为蓝本。曾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的赵宝煦传授说：“苏联其时没有政治学系，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度的独创。有些欧洲大陆国度也是如此。很多政治学问题在苏联不是不研究，而是他们把国度问题都放到法学中去了。

”[ 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过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这提示学人注意苏联不设政治学系的学术渊源问题，其可能是受欧陆学术传统的影响。除了来自苏联教育体制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政治学成长历程中是否还存在着导致否认政治学科独立存在的自身因素呢？ 法国粹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ibre）的论文《中国近代国度看法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度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通过文本追踪，展现了梁启超思想与德国政治学的关系，并表示德国政治学经由梁启超级清末常识分子的流传而对中国现代思想以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影响。关于德国政治学对中国的影响，参考日本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作如下概述: 日本明治时代的法政思想与学术受德国国度学的影响很大，以王法学为例，日本学界自认“从来日本所出王法学之书大致翻译德意志王法学”。

体现为国度学、王法学色彩的“德意志流”政治学，其提倡者和讲授研究者主要是在东京帝国大学。“在东京大学正在不停探究德意志流的国度学以及有王法学色彩的政治学的时候，早稻田大学经由山田、市岛、高田以及浮田等诸位先生之手，政治学就已经从法学和国度学内里独立了出来，不是看法的、而是实证主义的对政治举行研究的传统已经被逐渐的成立了起来。

”不外，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傍边，早稻田的这种实证主义的“英美流”的志向性仍只处于起步阶段，所谓的“英美流”在其时与“德意志流”也不能截然判明。纵然英美的政治学出格是美国的政治学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受德国粹派的影响仍然很大。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人留日热潮中，有浩瀚的习法政者。

法政专业的留日学生，主要就学于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别的尚有东京帝国大学、明治大学、日本大学所开设的法政方面的专业。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搜集了日本其时最主要的政法学者，日本现代政治学根基上就是以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为中心别离代表“德意志流”和“英美流”的政治学而展开的。

因此，中国政治学产生初期深受德国政治学的影响。[ 孙宏云：《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论战的政治学配景》，《汗青研究》2004年第5期。

] 辛亥革命后，由于美国国力的日益强盛以及政治学在美国迅速崛起，美国的政治学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民国初年，古德诺、韦罗贝（W. W. Willoughby）等美国政治学家被中国当局聘为政治参谋，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系主任芮恩施（P. S. Reinsch）被录用为美国驻华公使。在他们的倡议或帮忙下，一批曾经留学西欧的返国留学生仿照美国政治学会在北京建立了中华政治学会（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荟萃同志研究中国社会政治问题。这时，美国已代替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进修政治学的首选之地，颠末日本输入的德国国度学在中国的职位逐渐衰落。

自20世纪20年月后期开始，无论国立大学、教会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多仿照美国大学设立了独立的政治学系，师资主要是留美习政治学的返国留学生，讲义大多接纳美国大学的政治学讲义，课程配置、讲授研究方式也与美国政治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可是，体现为国度学、王法学色彩的“德意志流”政治学在中国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并且，民国时期仍有不少留学生在日本进修政治学。虽然其时日本也有不少政治学者主张实证主义政治学，但东京大学仍然维持了德国国度学的色彩。

同样具有“德意志流”特征的京都大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月所用的法政学术术语根基上都是德国的。[ 雷震：《我的学生时代》（一）（《雷震全集》之9），参看个中《京都帝大三年半》，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纵然在以实证主义政治学见长的早稻田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大山郁夫也受到科尔（G. D. H. Cole）、拉斯基（H. J. Laski）、狄骥（L. Duguit）等多元国度论者的影响，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内田満『アメリカ政治学への視座―早稲田政治学の形成過程』、三嶺書房、1992年、173－174頁；北泽新次郎等主编，萧勃译：《大山郁夫传》，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1－143页。]这样的学术配景影响了一些留日学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鼓起。

五四运动后跟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传，自20世纪20年月起，已有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构造新型的政治学，如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别离在上海大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夫运动讲习所主讲《社会科学概论》、《政治学》、《政治学概论》。1929年邓初民著的《政治科学纲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成立了新型“政治学之说明体系”。另有人公然打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旗号。

这类新型政治学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其时在海内大学讲坛上占主导职位的英美派政治学，即所谓的“资产阶层政治学”，但在主流政治学的架空下，还只能处在民国政治学谱系中的边沿职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国之初，作为“资产阶层政治学”的政治学科被取消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对英美派政治学的批判应该不无关系。

按理说，在打垮了“资产阶层政治学”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仍可以作为独立学科而加以成长，但事实上，纵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样的名称很快也不再被人提起。原因毕竟安在？ 事实上，本书的选题最初即缘起于对1950年月初政治学科被取消一事的存眷，可是要探讨这件事的全部涵义，则必需研究政治学在现代中国成长的诸多详细问题。

比方，开国初期被打消的政治学毕竟是什么性质的政治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是否存在分科意义上的政治学，作为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与1950年月初政治学科的调解有什么关系，域外政治学的差别门户及其在近现代中国的竞争与消长环境如何。另外，基于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的存眷，政治学也是个中不行忽视的方面。

跟着思考的深入和资料的积聚，发明很多问题不行能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须先就个体专题举行深入研究。在以美国政治学为取向的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展开历程中，清华学校和厥后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有着举足轻重的职位。首先，在清华学校调派的留美学生中先后有近百人选习政治学科。

按照袁同礼编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次》（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 ），1905－1937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得到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博士学位的共计42人，个中清华身世的22人；得到国际法与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ations）博士学位的共计45人，个中清华身世的13人。可见清华留美学生占有较大的比例。他们学成返国后大要栖身学界与官场，有的介入实际政治与行政，有的进入高档教育范畴和行政研究机构，对学术及政治均有相当的影响。

到20世纪30年月，中国主要大学政治学系的带领人和学术主干有不少是清华留美政治学者。他们在输入与流传美国政治学，成立与成长中国政治学科，以及调查与阐发中国社会政治问题方面饰演了重要的脚色。其次，清华政治学系的设立虽然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但清华有相对富足的经费和图书、杰出的学术制度和研究民风，很快就堆积了其时海内一流的政治学师资。

抗战之前，由于糊口安宁，清华政治学系教师多能潜心治学，缔造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学术结果；同时也致力于中国政治学学术人才的造就，对日后以致今天台海两岸政治学的成长均有深远影响。1948年当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人文组政治学学科三名院士中就有两人是由清华学校结业后赴美习政治学，回国后又曾持久执教清华，即钱端升和萧公权，他们的学术成绩根基上是在清华时期取得或奠基的。[ 1946年10中央研究院在南京进行的评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年会上，决定配置院士；1947年3月批改后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划定院士需“就全国粹术界成就卓著之人士选举之”，其详细条件为：“一、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著作发现或孝敬者。

二、对于所专习学术之机关，带领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就卓著者。”院士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个中人文组包括哲学、史学、考古学、法令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1948年3月，正式选举出81名院士。

3名政治学院士中的另一名是周鲠生。人文组院士28人是从55名候选人中发生的。在55名候选人中落第的政治学者为李剑农、张忠绂、张奚若。]第三，清华政治学系的政治学教师全为留美政治学者，颇能代表美国政治学对现代中国粹院政治学的影响；同时，他们在推进政治学本土化和钻营中国政治学学术独立的历程中，也作出了努力的孝敬。

可以说，清华与中国政治学的关系的展开就是以美国政治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政治学在中国成长的缩影。因此在考查以教育、研究机构为主体的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展开历程时，选取清华政治学系作为研究的个案，应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关于本课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首先从学科角度看，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在比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史研究颇形热闹的环境下，对中国现代政治学史的研究却少人问津。虽然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显学”，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政治学科史的研究在内在外延上有相当大的差异。

[ 有人认为政治思想就是政治学，如Pollock著的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1890) ，Murray著的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1926) ，实际上都是叙述政治思想史。他们将政治思想即是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恐怕与他们对于科学（science）的理解有关，其实科学的看法乃是演进的，具有多歧的寄义，如德文中的“wissenschaft”看法就与英文“science”差别（参看John Theodore Merz著《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周昌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假如以经验论的实证主义作为科学的尺度来权衡各类政治思想，大要上是不能称作科学的。所以有人认为由于政治现象过于庞大，加上研究者的主观影响，政治研究永不能成为科学，因而不赞成区分政治学与政治思想。也有人认为在政治学不能成为科学之前，政治学与政治思想实在是没有什么区别。但也有许多学者阻挡将二者等量齐观。

如浦薛凤认为混合“政治学”与“政治思想”殊属谬误，他说政治思想企求辩护、攻击、缔造个体政治，系主观的，政治学则只求解释政治，追求普遍性的道理（拜见浦薛凤：《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上册第6-7页）。其实区别还不止这些，相关问题详见本书后续阐述。] 一门学科假如不相识自身成长的汗青，肯定影响其进一步成长的可能，这种环境对于开国后被间断了近三十年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尤其严重。

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学的成长史，不仅可以相识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常识体系转型历程一个构成部门的现代中国政治学的演进，还可以廓清一些与学术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其次，政治学与实际政治，政治学家与政治家，政治学与政论之间显然是有相当大的间隔。可是，一个时代的政治学肯定和谁人时代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学术情况有着千丝万缕的接洽。

政治学在近现代中国成长历程中的学派兴衰更替，自然也有着真实的时代配景。值时代不靖之际，世人辄好为时论。而时论也经常有着深刻的政治学配景，若不明学理渊源，则容易受惑于外貌的议论。

因此，从现代中国政治学成长的前因后果中可以窥见中国现代学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再次，就学科成长的详细层面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在讲授与研究方面都累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这对于厥后的政治学教育和研究者来说，是一笔可以鉴戒的名贵财富。

因为任何一门学术的成长，都是在详细的组织、制度、人事以及必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下举行的，所以，从常识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历程，掌握学术与制度情况间的互动关系及详细的实践方式，对于鞭策政治学教育与科研的成长，也将具有努力意义。又次，对政治学学术机构与政治学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饰演的脚色及其实际感化的汗青实证研究，对于认识当前当局机关与政治学学术机构以及政治学者之间如何举行互动互助，应具有参考价值。再版跋文 本书初版于2005年，一晃十五个年初就已往了，人生另有几个十五年！ 拙稿初版梓行以来，在学界几多有些有点影响。

香港学者区志坚和日本学者竹元规人先后撰文评论（见《今世史学》第9卷第2期，香港浸会大学汗青系，2008年6月；《近きに在りて》，第54号，2008年11月）。北大当局办理学院金安平传授在她的新作《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跋文中谓拙著“于我裨益极大。这本书写作十分规范，质料扎实，正是我心中学科史的样子。

但也给我很大刺激：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初步’的北京大学政治学还没有写，中国现代政治学就在清华大学‘展开’了！因此我们必需要抖擞直追”。我很兴奋可以或许起到这样这种抛砖引玉的感化。

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政治学史的论著也出了不少，个中有些不能说与拙著没有关系，但某些脚踏两船的做法却令人不齿。感激金安平传授的勉励！，不外我自知学识浅薄，只是花用了些笨功夫在中国现代政治学科史这个范畴做了点开拓性的整理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于谁人时代政治学人的学术源流和精力气质的领会还很是有限。在拙著初版的绪论中，我暗示过要将早期北大政治学系作为在完成了清华政治学系研究之后的课题，其时就可是也感受到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和早期受日本影响的这段汗青的重要性，北大政治学系固然重要但也不外是一个详细的研究案例罢了。

今后，我根基上是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来展开本身的研究。虽然小有收获，可是间隔本身的抱负方针另有不小的差距很远，实在内疚。这年初学界所稀罕的不是书和论文，而是知己和尊严。著书若为稻粱谋，倒另有情可原；若只为沽名曳利，纵使堂而皇之，然心机已坏，成果堪忧。

——因为有此存念，当徐锋兄来信提出再版拙著时，我颇为踌躇再三才，担忧会不会又给这个社会添多了一份垃圾签了合同。既然承诺了，那么就得当真看待，因此在承诺再版之后，为此我放下手头的研究事情，就集中时间和精神对原稿著逐字逐句举行校改。此次校改，主要做了以下几点事情：一是查对引文和史料，并作适当调解；二是修改文字表述，尽量做到确切和详细；三是补充了一个附录《清华留美习政治学者名录》；四是改变了参考文献的编排方式。

对于拙著初版以来新出书的史料和学界所颁发的相关论著，也有所参考，可是未能做到全面回应和改写。抱负永远难以企及，讹误仍然难免存在，衷心期待读者伴侣们有以教我品评指正。藉此再版之机，对于曾经直接或间接帮忙我完成此项研究和书稿出书的师友和家人，以及对于拙著提出品评或赐与勉励褒奖的伴侣们，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忱。

孙宏云 2020年2月20日返回，检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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